邓绍基│杜诗别解五题

编者按：本文发表于《杜甫研究学刊》1983年第1期，总第5期。

邓绍基（1933-2013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《崔氏东山草堂》

杜甫《崔氏东山草堂》诗：“爱汝玉山草堂静，高秋爽气相鲜新。有时自发钟磐响，落日更见渔樵人。盘剥白鸦谷口栗，饭煮青泥坊底芹。何为西庄王给事，柴门空闭锁松筠”。

《杜臆》云：“落句忽及王给事，横出一枝，又是一格”。王给事即王维。诗人缘何“横出一枝”？吴若本有注云：“王维时被张通儒禁在京城东山北寺，有所叹息，故云”。郭知达九家注本也有此注，惟缺“京城”二字。观此注之语气，是说杜甫作此诗时，王维被安禄山部将张通儒禁在东山的一所寺院内。那末这诗当作于安禄山军队占领两京，杜甫被陷长安时。这条注文向被视为杜甫原注。赵次公就说：“落句及王摩诘者，盖辋谷在蓝田县，谓之西庄，则在崔氏草堂之西也。《唐书·郑虔传》：“安禄山反，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云云，后贼平，与张通、王维并囚宣阳里。而《王维传》止云贼平皆下狱。则今公诗注所谓禁在东山北寺者，初劫置时也。至囚宣阳里，下狱时也。此诗追言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陷东京事。”赵氏“追言天宝十四载十二月”云云，使人难以索解，因其时长安尚未沦陷，安禄山叛军还未过潼关，王维不可能被禁。洛阳虽已沦陷，惟还未发生“劫百官置东都”事。

杜诗这条注文颇重要，首先涉及王维被禁地点，其次关到这诗写作年代。

按王维诗有《菩提寺禁，裴迪来相看，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，供奉人等举声，便一时泪下，私成口号，诵示裴迪》，又有《菩提寺禁，口号又示裴迪》这“凝碧池”在何处？前人有不同说法。王琦为《王右丞集笺注》所写序文云：“据《雍录》、《长安志》二书，皆以凝碧池在西京。胡三省作《通鉴》音注，谓遍检诸书，禄山反后未尝至长安，以新史禄山入长安为误。而指其所宴之凝碧池为在洛阳者，引《唐六典》以为证。书之未易考核若此。”如果认为凝碧池在洛阳，那末也就发生菩提寺是否也在洛阳的问题。惟《王右丞集笺注》的作者赵殿成还是持西京说，他的《右丞年谱》天宝十五载下明文记云：“(王维)是为给事中，扈从不及，为贼所获，服药称瘖。拘于菩提寺。送至洛阳。”赵氏注“凝碧池”时据《唐禁苑图》云：“凝碧池，在西内苑，重元门之北，飞龙院之南。”按唐时长安宫城之北门为定武门，由此入西苑，西苑之北门为重元门，由此入禁苑，所以说重元门之北为西内苑。可知赵氏认为王维诗所写“凝碧池”在西京。赵氏注“菩提寺”时引了三项材料，其中《贾氏谈录》所记王维被拘菩提寺之经藏院虽言之凿凿，但不详寺之所在，其他两项材料则有明白记载，《长安志》记“平康坊南门之东有菩提寺”，《唐昭陵图》记“菩提寺在麻池之下，与香积寺近。”前者在长安城，后者在醴泉县，都与洛阳无关。按常情推测，王维被拘之处，当不致远至昭陵一带，应以《长安志》所记“平康坊南门之东”的菩提寺为可信。惟平康坊南门之东为东市，杜诗注文却云“京城东山北寺”，疑“东山”为“东市”之误。这首杜诗中写到“高秋爽气相鲜新”，历来注家都认为它和另一首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为同时作，写于九月。早期的注家认为是至德元年九月。如果这诗作于诗人“没贼时”即身陷长安时期，也只能是至德元年秋天，因上一年秋，长安还未沦陷，次年秋天诗人已到凤翔。

宋代注家中，黄鹤不信这注文，不信杜甫这诗作于至德元年。他认为，当时杜甫身陷长安，不可能“远至蓝田”，还认为彼时“两宫奔窜”，四海惊扰，“岂有兴来尽欢之理乎”！于是他断为乾元元年作，其时杜甫已贬官华州。嗣后，明代的张綖等人也持黄鹤说。清代的顾宸嫌黄说推测成份过多，他举出王维有蓝田别墅是在“晚年”，证杜甫此诗应作于肃宗返京，王维复官给事中后的乾元元年。顾氏这番考定，论据有误，因王维有辋川别业是在安乱之前(参见陈贻焮 《唐诗论丛》中《王维生平事迹初探》一文)。清代的另外几位著名注家如朱鹤龄、仇兆鳌、浦起龙、杨伦也都认为杜甫此诗作于乾元元年秋天，于是几成定论。仇氏《杜诗详注》甚至轻率地删却诗中注文，实属武断。

认为《崔氏东山草堂》诗作于乾元元年的注家既然不信此诗注文，就把诗中“何为西庄王给事，柴门空闭锁松筠”两句解为是杜甫在讽王维，甚至说是诗人“怪叹”王维不能抛开名利而归隐，还有说杜甫此诗是“招隐”诗，这就过于深文周纳了。总之，《崔氏东山草堂》诗作于乾元元年说的根据未必充分，作于至德元年说还难以推倒。

附带说一个问题。钱笺吴若本将《崔氏东山草堂》诗编入卷九，这诗前一首为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，题下有注：“自此已后诗十三首，没贼时作”。实际上后面只有九首，即《九日蓝田》、《崔氏东山草堂》、《对雪》、《月夜》、《遣兴》、《元月寄韦氏妹》、《春望》、《忆幼子》和《一百五日对月》。到这第九首，九卷终了。第十卷第一首为《喜达行在》，已不是“没贼时作”了。这是钱氏的注文吗？还是吴若本原有的注文？我认为应当是吴本的注文，而且早在吴若本前，就有这注文。“自此已后诗十三首”，本应有《大云寺赞公房四首》。有人以为这《大云寺》诗为排律，有人却又以为是古诗。前者就把它和以上九首近体编在一起，后者却又把它编入古体。吴若本就把它列入卷一，和《悲陈陶》、《悲青坂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哀王孙》等古体编在一起，重作编排后，漏删卷九《九日蓝田》题下注文，也未把“以下十三首”改作“以下九首”。更为奇怪的是九家注本把《大云寺赞公房四首》分割开来，前二首编入卷二古体诗，也和《哀江头》等列在一起，后二首却又编入卷十九近体诗内，在它之前正好是上述九首诗。这也可见出吴若本保存《九日蓝田》诗注文中“十三首”云云的来由。这说明早期杜集版本的复杂情况，也说明钱谦益笺注所据吴若本确为一种宋本，怀疑甚至否定吴若本的存在是一种轻率的态度。

《入奏行》

杜甫《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》，诸本编次都入宝应元年。仇兆鳌把此诗段为三截，起段描写窦“忠义骨鲠”颇富特色：“窦侍御，骥之子，凤子雏，年未三十忠义俱，骨鲠绝代无。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，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。蔗浆归厨金碗冻，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。政用疏通合典则，戚联豪贵耽文儒”。王嗣奭很欣赏这起段，以为如雷轰电闪，风雨骤至。大抵注家因这诗中的“纵横长短错综”的句法，称为杜诗的变体，有人说是“开卢同、刘义一种诗派”，也有人惋惜杜甫“失其故步”，却去效李白所长的诗体。这都是各执一端的批评。

这诗以“清冰”“玉壶”云云喻窦侍御，本由“忠义”“骨鲠”而来，杨伦说，“想窦侍御以清望称于时”，较符诗意。王嗣奭说窦“必清心冷面人，然后敢直言”，稍嫌引申太过。仇兆鳌说诗中用“玉壶”“清冰”“金碗”“蔗浆”，是因为“窦行盖在夏时，故借喻及此”，却就附会。这诗后段有“江花未落还成都”句，仇氏为了维护“行在夏时”说，就把“江花”释作荷花，“江花未落，仲夏去而初秋回也”。施鸿保在《读杜诗说》中曾批评仇氏，他指出杜诗用“江花”并不专指荷花。

关于《入奏行》的写作年代，宋代黄鹤定为宝应元年成都作，仇兆鳌采用黄说。浦起龙则认为应是宝应元年秋冬作于梓州。浦氏把诗中“省郎京尹必俯拾”解为杜甫祝窦“增秩来镇”，他说：“京尹，即谓成都尹，成都时号南京，祝其增秩来镇也。旧解京尹含糊，便与下文不粘”，他还说：“窦奉命检察剑南军务，事竣还朝，公赠以此诗，当是严武召还后作。若严在，公必不以镇蜀祝窦也。公时在梓州，窦北归而相值耳。‘旧编失之”。浦氏颇为他的这一发现而得意，但诗中写“江花未落还成都，肯访浣花老翁无，为君酤酒满眼酤，与奴白饭马青芻”，分明是诗人在成都写这送行诗的口气，浦氏于是曲解作：“江花未落，期以来春莅蜀，就访浣花。窦来则可以还归草堂，相访处不复在梓也”。浦氏似乎忘了，严武离成都不久，徐知道即作乱，兵阻严武，九月尚未能出巴，这时成都大乱，杜甫连自己能否回浣花溪都无把握，他在《相从行赠严二别驾》诗中写道：“我行入东川，十步一回首；成都乱罢气萧索，浣花草堂亦何有!”而同时竟在送窦诗中表达“窦来则可以还归草堂，相访处不复在梓也”的意思，实与当时情况难合。

还有，浦氏似乎不知道“省郎京尹必俯拾”之类祝人增秩的话，既要符合对方身份，也要夸大几分。而且，分明是“省郎京尹”，他却只抓住“京尹”大做文章。

此外，他把“京尹”解作“成都尹”，说是“成都时号南京”。殊不知，自至德二年以蜀郡为南京，凤翔为西京，西京为中京后，屡有变化。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于荆州，即江陵，上元二年九月又停京兆、河南、太原、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，宝应元年，又恢复京兆为上都、河南为东都、凤翔为西都、江陵为南都、太原为北都。因此，能否把成都尹称作“京尹”，是大成问题的。

这诗中称窦侍御为“西山检察使”，黄鹤考新旧《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，无检察使官职，但又说查《欧阳詹集》有《送韦检察》诗，因疑两史失书。浦起龙认为检察使非常设官，属特命检察一类。从诗中描写，窦侍御奉使入蜀，为“中使”身份，似无疑问。诗中写道：“兵革未息人未苏，天子亦念西南隅；吐番恁陵气颇粗，窦氏检察应时须”。又写道：“八州刺史思一战，三城守边却可图，此行入奏计未小，密奉圣旨恩宜殊"。看来当时蜀中高级官员对防御吐蕃侵犯，提出了不同主张，这从高适的《西山三城置戍论》，可见端倪。窦入奏，当是为了供朝廷中作最后决策，所以诗中说是“此行入奏计未小”。

钱谦益和朱鹤龄都据《唐会要》记有剑南西山运粮使、检校户部员外郎，并结合诗中“运粮绳桥壮士喜”句，以为“西山检校使’即检校户部员外郎，窦以侍御出任。此可备一说。

窦侍御名字，旧注均无考。如果钱、朱说法能成立，使人想到窦蒙的弟弟窦臮，窦蒙在肃宗时为试国子司业，兼太原县令。他有《题弟臮述书赋后》诗，诗有序：“臮官检校户部员外郎。富词藻，精草隶。尝制述书赋，论书家，起史籀迄唐至德一百九十八人；并及署证、印记、征求，保玩等事，总七千六百四十言。臮亡，蒙题赋云”。窦臮是一位书法家和书法研究者，《述书赋》为著名作品，其中称道王维云：“时兴入神，画笔雄精。李将军世称高绝，渊微已过，薛少保时许美润，合极不如”。可见其文笔之一班。窦蒙诗云：

受命别家乡，思归每断肠。季江留被在，子敬与琴亡。吾弟当平昔，才名荷宠光。作诗通《小雅》，献赋掩《长杨》。流转三千里，悲啼百万行。庭前紫荆树，何日再芬芳。

从诗中“受命别家乡”“才名荷宠光”“流转三千里”等句看，同杜诗所写尚能符合。此外，从“季江留被在”句，可知窦臮为幼弟，《后汉书·姜肱传》记姜肱与弟仲海、季江同被而卧，甚相亲爱。窦诗此处正是用这典故。

《赤甲》

杜甫大历二年夔州诗《赤甲》是写迁居赤甲时的即事之作，或者也可说是“闲适”诗。诗云；“卜居赤甲迁居新，两见巫山楚水春。炙背可以献天子，美芹由来知野人。荆州郑薛寄诗近，蜀客郄岑非我邻。笑接郎中评事饮，病从深酌道吾真。”朱瀚批评这诗“重复无法”，“筋脉不收”、“中联厄塞”、“岂律诗可著”云云。朱氏并非指责杜甫，而是怀疑这诗非杜作。杜诗辨伪，朱氏最感兴趣，却也有片面性，几乎凡是杜甫的随口吟成，信手写来，并不讲究遣词造句的律诗，朱氏都要怀疑一番。这显然不合实际。任何一个大诗人，诗作众多，总会有些平庸之作，一味从这方面着眼来“辩伪”，是会失之于偏的。

《赤甲》第三联：“荆州郑薛寄诗近，蜀客郄岑非我邻”。注家都要猜测这四人是谁，赵次公说郑为郑审，岑为岑参，“其二人不敢妄考”。黄鹤猜郑为郑审，薛为薛据，此时他们都在江陵即荆州，岑为岑参，郄为郄昂，他们都在蜀中。前面三人都是杜甫的朋友，即使仅读杜诗，也可知道。但郄昂在杜集中从未出现过，而且这《赤甲》诗中只提到他的姓，那末是否是郄昂呢？朱鹤龄引《文苑英华》所收苻载《志杨鸥墓》，墓志中说永泰年间，杜鸿渐曾奏授杨鸥犀浦县令。并说杜甫、岑参和郄昂都曾为杨鸥的“僚友”，“闻公殒落，失声咨嗟”。同时钱注也引这墓志。仇兆鳌据朱注引文说：“则郄为郄昂无疑”。杨伦引《巴州碑》，“郄昂有《陪严使君武暮春五言二首》在南龛，诗甚典丽，”杨伦推论说：“当亦公(指杜甫)之故旧也”。

杨伦是从严武同杜、郄的关系来推测杜、郄为“故旧”的。朱鹤龄、钱谦益引苻载所撰杨鸥墓志中“僚友”云云，则有点含混不清。

按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刻于乾隆五十六年，杨氏可能未见初刻于乾隆二十三年的王琦注《李太白全集》。王琦注李白《送郄昂谪巴中》诗时曾引羊士谔《乾元初年黄门自京兆少尹贬巴州刺史》诗，还引李华《杨骑曹集序》，考证郄昂和严武的关系。惟王琦本作郗昂，《全唐诗》李白此诗诗题作郄昂，当即一人。据黄伯思《法贴刊误》，郄和郗本为两姓，即所谓“姓原既异，音读迥异”，但“后世因俗书相乱，郗、郄二姓遂不复辨”。

王琦所引李华《杨骑曹集序》，为历来考唐诗作家的重要文献，见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五，杨骑曹即杨极。李序中说到孙逖为考功员外郎时，“精试群才，君(指杨极)以南阳张茂之、京兆杜鸿渐、瑯玡颜真卿、兰陵肖颖士、河东柳芳、天水赵骅、顿丘李琚、赵郡李粤、李颀、南阳张阶、常山阎防、范阳张南容、高平郄昂等连年高第，华亦与焉。”据《旧唐书·孙逖传》和《唐语林》卷八，知孙于开元二十二、二十三年连续为主司。郄昂当在这两年内及第。从以上那个名单，可知孙逖这位“座主”真可算是“精试群才”了。

王琦引羊士谔诗不是全题，大概嫌其太长。为清眉目，今据《全唐诗》，断句引录如下：《乾元初，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。以长才英气，固多暇日，每游郡之东山。山侧精舍，有盘石细泉，疏为浮杯之胜。苔深树老，苍然遗躅。士谔谬因出守，得继兹赏，乃赋诗十四韵，刻于石壁》。诗中第十六句“桃李想华簪”句下有注文：“时郄詹事昂自拾遗贬清化尉，黄门年三十余，且为府主，与郄意气友善，赋诗高会，文字犹存”。文中所说清化，乃巴州属县，唐之巴州清化郡属山南西道。

羊士谔另一首涉及郄昂的诗未被王琦引用，题作《题郡南山光福寺。寺即严黄门所置，时自给事中，京兆少尹出守，年三十，性乐山水，故老云(严)每旬数至。复分阃西川。州门有去思碑，即郄拾遗之词也》。今按严武有《题巴州光福寺楠木》诗，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六十一。

从羊土谔诗，知郄昂曾任拾遗。郄于何时被贬往巴州任清化尉，难以考定，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断为乾元元年：“是年六月，京兆少尹严武贬巴州刺史，时郄昂亦自拾遗贬清化尉，二人意气友善，时赋诗高会。公(指李白)有《送郄昂谪巴州》诗，亦是此时所作”。乾元元年，李白正贬夜郎途中，送郄诗中云：“予若洞庭叶，随波送逐臣，思归未可得，书此谢情人”。似是寄诗奉送，两人并不在同地。

郄昂既为拾遗贬官，那末，杜甫和郄昂曾同为朝官，也即所谓“两省僚友”。从《赤甲》诗中“蜀客郄岑”云云，似可推知郄昂自贬清化尉后，一直在蜀中。

《存殁口号二首》

席谦不见近弹棋，毕曜仍传旧小诗。玉局他年无限笑，白杨今日几人悲。郑公粉绘随长夜，曹霸丹青已白头。天下何曾有山水，人间不解重骅骝。

诗为佳作，自成一体。前代注家多有争论。洪迈以为每篇写一存者一殁者，即席谦、曹霸存，毕曜、郑虔殁。在洪之前，黄庭坚也持这看法，因他的《荆江亭即事》绝句其一写陈无己、秦少游，也是写一存(陈)一殁(秦)。黄庭坚学杜，是人所共知的。但赵次公看法不同，他以为杜甫写此诗时，四人中只曹霸犹存。以后清人吴见思等又以为虽然两诗都写一存一殁，但同洪迈的解释稍有不同，说是第一首应是写席殁毕存。仇兆鳌和杨伦维护洪迈说。浦起龙又提出异说，认为诗中所写四人都已去世。总之，聚讼纷云，莫衷一是。

浦说碰上一个难题，因诗中明言“曹霸丹青已白头”。浦氏作解云；“今按两诗，只次篇‘已白头’句，疑曹尚存。然此句亦追忆广德二年成都相遇时语耳……其时赠曹《丹青引》云：途穷反遭俗眼白。盖亦老而漂泊者也。郑即以是年殁于台州，公有《哭郑司户》诗，与《丹青引》同时作。故知此诗所云，盖谓郑公长夜之时，正曹霸白头之日。今则‘山水’‘骅骝’，俱留名迹而已，均为殁后语无疑”。乍看浦说，似觉新奇。但细按杜诗用“存殁”一语，有时是作为偏义复词用，存殁即殁。如《八哀诗》：“百年见存殁，牢落吾安放”，《遣怀》诗：“吾衰将焉托，存殁再呜呼”，《哭台州郑司户》：“存亡不重见，丧乱独前途”。所以浦氏之解似乎也可备一说。

 如果按照浦说，也会遇到困难，席谦是道士，诗中“玉局他年无限笑”，应是说他将来能够得道成仙。据《寰宇记》：成都城南有玉局坛，是张道陵得道成仙的所在。如果诗人写诗时席谦已亡，“他年”云云，就难索解了。或谓“玉局”指棋局，《搜神记》记南谷山中有“白玉棋局”，此说也可通。席谦善弹棋，诗人写他“他年”成为神仙后，依然坐对“白玉棋局”，也是顺理成章的。但既然是他年成仙，说明席谦当时还未“成仙”。总之，“玉局他年”句，无论是用张道陵事，还是用《搜神记》典，都很难解作席谦已亡。我认为，洪迈的理解比较符合诗意。仇兆鳖发挥洪说，颇有精当处，今引录于下：“近不见，言人存地隔，旧仍传，言诗在人亡。席尚存，故望其玉局降仙。毕已殁，故伤其白杨拱墓。两句分顶，下章亦然。”但仇氏在另一处注文中排斥“玉局”可指“白玉棋局”，认为不可通，却失之武断。

这诗第一首“毕曜仍传旧小诗”下有“原注”：“毕曜善为小诗”。郭知达本“毕曜善为小诗”注下多出四个字：“见五台集”。且不论这条注是否确系诗人自注，“玉台集”云云，可见出所谓“小诗”说的端倪。我曾觉得郭本多出的这四个字颇怪，因《玉台集》即《玉台新咏》，纵然在流传过程中“为俗子矫乱，又妄增诗二百首”，但似不可能增入毕曜的诗。且据清人说法，这妄增是明人所为，宋刻本尚无此现象，从现传的《续玉台新詠》看，并无毕曜诗。因此我怀疑郭本注文中《玉台集》云云，可能是指唐代李康成所编的《玉台后集》，李康成与杜甫同时，与刘长卿有交往。这《玉台后集》中就可能收有毕曜的诗。从《全唐诗》所收的毕曜的三首诗看，其中《情人玉清歌》《古意》两首也近似“玉台体”。

仇兆鳌认为杜甫说毕曜传“小诗”是一种“直笔”，意为贬词。我想，诗人感慨“毕曜仍传旧小诗”，与其说是对毕的不敬，还不如认为主要是对李康成这样的诗人和选家的不满。

“白杨今日几人悲”，也是就毕曜而发的感慨。赵次公说：“末句言几人为之悲，特有我而已”，未见妥贴。按毕曜于乾元二年任监察御史，杜甫当年写有《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》诗。毕曜后来被贬，钱起有《送毕侍御谪居》诗，诗中极为毕曜鸣冤，还把毕比作屈原见谗：“沧浪之水见心清，楚客辞天泪满缨”。钱起又有《宿毕侍御宅》，诗云：“明发南昌去，回看御史聪”，似毕被贬江西。但《旧唐书·酷吏传》记毕曜流贬黔中。钱起又有《再得毕侍御书闻巴中卧疾》，是毕谪居后又移巴中。钱诗写作年代已难详考，傅璇琮《钱起考》推断毕之贬谪在760—762年之间，也即上元元年到宝应元年之间。杜甫《存殁口号》，注家或认为云安诗，或认为夔州诗，但都定为大历元年作。那么，毕曜当卒于大历元年之前，或者竟是卒于巴中，也未可知。毕曜既为“酷吏”被流贬，大概当时人多非议，所以杜甫感慨说是“今日几人悲”。

《所思》

杜甫成都诗中题为《所思》的计有两首，用先韵的一首忆怀郑虔；押灰韵的一首思念崔漪。后者首句“苦忆荆州醉司马”下有原注：“崔吏部漪”。仇本引述《唐书·杜鸿渐传》，大意谓安禄山乱后，玄宗入蜀，太子(李亨)至平凉，杜鸿渐和崔漪“定议兴复”。仇本还引蔡梦弼注：崔漪，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。观蔡氏语气，只是从本诗“崔吏部”“醉司马”推论而言，并未深考。自仇本以后，《读杜心解》和《杜诗镜铨》依然引述蔡梦弼话。其实崔漪任“吏部”，《旧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都有明文记载。蔡梦弼为南宋人，《旧唐书》成于五代，蔡氏懒于查书，他注杜时还喜欢抄袭，后人对他毁誉不一，总的是毁多誉少，更有诋为“恬不知耻”的。按《旧唐书·肃宗纪》载李亨于灵武接位后，大封群臣，“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，并知中书舍人”。这是至德元年事。在这之前，当李亨由马嵬北行，经奉天、新平、彭原到平凉后，当时朔方留后杜鸿渐，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和节度判官崔漪等商议迎李亨到灵武，魏少游负责修葺次舍，杜、崔则到平凉迎接李亨。李亨即位，是为肃宗，崔漪增秩，也为必然。

崔漪何时被谪，难以考实。贾至有《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》诗，诗题表明，崔从吏部谪司马，阎由舍人贬功曹。诗的一、二句云：“谪居潇湘渚，再见洞庭秋”，说明此诗作于贾至到巴陵后的第二年。关于贾至贬官，新旧《唐书》贾至传记载不很详细，宋代吴缜《新唐书纠谬》和清代钱谦益杜笺分别有所考订。吴缜考贾至在至德、乾元之际贬岳州。王琦注《李白集》卷十五也说贾至谪岳州是在至德中。近年发表的傅璇琮《贾至考》排比各项材料，综合各家说法，指出贾至由汝州刺史再贬岳州司马是在乾元二年秋。根据傅说，贾至这首寄崔司马诗当作于次年即—上元元年秋。诗中写道：“故人西掖寮，同扈岐阳蒐；差池尽三黜，蹭蹬各南州”。前二句回顾彼此同僚，后二句说大家都被贬，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”。

“差池”犹言参差，指前后相距不远。杜甫乾元元年有《送贾阁老出汝州》诗，说明贾至由中书舍人出守是在乾元元年春。接着是房琯、严武被贬。杜甫也于同年六月贬华州司功参军。杜甫后来在《寄岳州贾司马巴州严八使君》诗中写道：“秉钧方咫尺，鎩翮再联翩”。这“鎩翮”句同贾至寄崔、阎诗中的“差池”句为同一意思，都是先后被贬意。所以从贾至被贬年代或可测知崔漪被谪也在乾元初。附注：李白有《留别贾舍人至二首》，其二云：“君为长沙客，我独之夜郎；劝此一杯酒，岂惟道路长”，王琦断为乾元二年春作，时李白流夜郎，尚未遇赦，诗中又有“西登岳阳楼”句，似贾至于乾元二年春已在岳州．但王琦又疑这诗非李白作，因诗中“徘徊苍梧野，十见罗浮秋”，同李、贾行踪俱不合，王琦说：“贾之谪在岳阳，去罗浮甚远，而太白行迹亦未尝至广、惠间，何云‘徘徊苍梧野，十见罗浮秋’耶？又太白旅寓岳州，约计只一、二年，而贾之谪在至德中，召还故官在宝应初，约计首尾亦不至十年之久。所云‘十见’，更指何人耶？恐是他人之作，而误入集中者，否则笔字之讹欤？”王氏说贾至之谪在“至德中”，断乎不可信，惟他对李白此诗所提种种疑问，却至今还不见有人作出合理的解释。贾氏有《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》，诗中有“枫岸纷纷落叶多，洞庭秋水晚来波”句，是为秋日作。如果贾至于春天已到岳州，“初至”云云，殊不契合。除非《初至》诗写于乾元元年秋日，方能相符，但《新唐书·肃宗纪》记载乾元二年三月，九节度之师溃于滏水，“东京留守崔园、河南尹苏震、汝州刺史贾至奔于襄、邓”，说明乾元二年春，贾至尚为汝州刺史。总之，综合考察有关材料，还是以傅璇琮说贾至乾元二年秋贬岳州司马为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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